7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西军电）副院长刘克东家属刘巍一行返校并捐赠刘克东珍贵历史资料。
在校史馆，刘克东家属详细了解了西电发展历史及刘克东相关情况，针对刘克东在学校学习和工作期间的有关信息进行了补充交流，并向学校捐赠刘克东、郑唐纪念册《革命伴侣》。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副馆长杨舒丹陪同参观并接受捐赠。
人物简介
刘克东，1918年腊月十七生于陕西延川县永坪镇黑流水沟村，出身贫苦。1934年参加革命，同年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电台台长，1938年任中央军委三局股长，1943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通信科长，1947年任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通信处长，后任中央邮电部西北邮电管理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等职。
1936年受李克农派遣随叶剑英、汪锋到杨虎城部作兵运工作，“西安事变”前后参与杨虎城部和党中央的通信联络。抗日战争中，参加过对坂垣师团直接作战的忻口、太原、中条山等战役，解放战争中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参加过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历次重大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1964年因病经周总理批准离休，正军职。1955年授予大校军街，“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助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离休后长期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被十多所大中小学聘请为校外辅导员、顾问，任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常务理事、关工委副主任兼市家庭教育讲师团团长等职。
刘克东学无线电在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最初三期的学员中，还有一位学员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而且多年以后，他还会担任西电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的副院长。陕西延川，在这地球上黄土最广最厚的陕北高原腹地，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黑流水沟村。1918年12月，一个叫刘满治的婴儿就出生在这里，他就是后来的刘克东。刘克东家是一户穷人家庭，他是家中的第十一个孩子，但由于疾病和饥饿，老天已经夺走了这户人家的九条小生命，所以到刘克东出生时，他只有一个哥哥。按照当地风俗，刘克东的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做圈锁，意为用驴圈就把他锁住了。刘克东十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了永坪镇基督教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因为教会学校不收费。1929年，在刘克东十二岁时，阴阳先生说他福大命大，长大了能当官，将来准是个治事的人，家里考虑他们家老大叫刘满海，就给刘克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刘满治。在刘克东十三岁时，父亲又把他送到了另一所教会学校——蟠龙窑坪天主教学校学习。就是在这里，这个大名叫刘满治的刘克东，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圣名圣伯多罗。两年后，刘克东回到了家乡黑流水沟，先后当过粉条坊学徒、西药铺伙计、杂货铺店员。
▲延安通校旧址——川口（西电档案馆馆藏）
1934年春，刘克东在家乡参加了革命，在延川县苏维埃当文书。1935年9月，当被挑选进入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时，他已经是一名共青团员。
刘克东先是进入吴泽光负责的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后来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成立后，又被编到了西北军委通信学校第三期，与来自红一方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们一起学习。
▲吴泽光（西电档案馆馆藏)关于这段学习经历，刘克东在《从西北军委无线电训练班到中央军委三局通校》一文中写到：每天由吴泽光用蜂鸣器发出英文电码，教我们学抄报，另外教英文单词，不久由永坪镇移住距镇子5里远的李家沟（张友参的家），瓦窑堡解放后随同省委机关及西北军委迁至瓦窑堡。我们住在城外10里路左右的水沟坪，可能是个地主老财家的院子，有15孔砖窑洞，排列整齐，外观漂亮。我们学员穿的都是从家里出来时的老百姓衣服，大家合盖着吴泽光的一床里面全白的棉被和一块红色棉线毯，同吴滚在一个炕上，真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每天除按计划学习外，大家蹦蹦跳跳，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精神非常愉快。接着又打下了榆林桥连同劳山，先后又俘获了4名东北军的无线电报务员，送到我们这里当教员。组织上对技术人员是十分优待的，天渐冷了，给他们每人量身缝了蓝色斜文布棉制服，后来还给每人发了一件布大衣。由于吴泽光本身忘我精神，新教员很快和学员们打成一片，消除了一切顾虑，心情比较愉快，根据各人的特长，分别担负起发报、英语、机务等不同的教学任务。这些人员刚脱离开国民党东北军到革命队伍，听过领导的教育后，很快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感到了革命队伍里的温暖，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是乐观的，高兴了还一块儿拉胡琴、唱京戏。但比起他们原来那种吃洋面，穿军官服的优厚生活，这里要艰苦得多。在这里吃小米，住窑洞，特别是冬天缺油少盐，清水煮山药蛋，甚至有时菜也没有保证。在短时间内显然过不习惯，再加上同家属断绝了音讯，又有亡国亡家之苦压在身在，就产生了一些思想问题，他们有时互相偷偷私语，有时偷偷哭鼻子。我们学员经常采用适当方法安慰他们，利用一切空隙做思想工作，与他们一起参加文化娱乐活动，以分散和转移他们的苦恼，促使他们减轻精神负担，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一心一意地把教学工作做好。
▲延安通校旧址（西电档案馆馆藏)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胜利到达陕北瓦窑堡，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的三个无线电训练班，合并成立了西北军委通信学校，吴泽光为校长，曾三为政委。
在上述文章中，刘克东也记载了他后来在西北军委通信学校学习的情况：当时训练计划，总时间6个月，学习内容除政治课外，业务课主要是收、发、通（通报）、英文，要求学好能够在通报中所必需的单词和用语，再就是学点简单的电学常识、三灯收报机和“哈特莱”发报机的使用。大家对电学原理这门课最伤脑筋，因为当时没有实物教材作教具。在黑板上画的零件结构及路线图，完全是纸上谈兵，加之大家文化程度很低，听起来像洋鬼子看戏一样，干瞪眼。但总的来说，学好收发通后，经过短时间见习，基本上都能担负起实际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任务，就算合格毕业生。
▲延安通校学员正在学习训练（西电档案馆馆藏)整个学习过程可算得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全天学习时间很紧，晚饭后有一个小时的游戏时间，玩什么打蒋介石，打骑瞎子抓瘸子等。打蒋介石是用五根约一尺长、一把粗的短木棒，摆成碉堡、炮楼、坦克、鹿柴，铁丝网和飞机等模型，摆在一米见方的地上划的框框里，离开约五米距离，用一根稍长的棒，向目标投掷，将模型打散，五根棒都打出框外算赢。接着又另换模型，谁把所有模型先打完算最后胜利者，大家都对这个游戏最感兴趣。学校在这个冬天里是最艰苦的，长征来的同志很多穿不上棉衣，有的裹着毡片外套，有的披着黑毛蛮子布披肩，连曾三政委还穿着少数民族妇女的一件大襟齐膝破皮袄，我们几个北方同学穿着没有面子的山羊半截皮袄。陕北的寒冬零下二三十度，有的连袜子都没有，我也穿着一双底子快掉下来的鞋，教室就在窑洞，用大石块垒成石台子，坐着石凳子上课，根本不生火，大家冻得脸发黄、嘴发紫，脚上冻起一层黑硬皮，疼得发麻，稍稍休息就在地上直跺脚，砰砰趴趴乱响。
▲延安通校旧址，学员居住的窑洞（西电档案馆馆藏)学习用品更是困难，没有纸，到各商店搜集些用过的旧账簿，正面印着格子，都由记账先生用毛笔写过了，发给学员每人一本，有时几人才分一本，拆开后把背面反过来，还看见毛笔印迹。平时就用这种纸上抄报课，考试时每人才发一张像巴掌大小，印有颜色的100字格子纸。铅笔也很紧张，大家把只剩半寸长的短头铅笔留起来，绑在像筷子一样的小木杆上再用，直到用线也绑不住了才算完。这个冬天移住过三个地方，由水沟坪迁到城中心区一个侧巷内的四孔窑洞，第二次又迁到离开城比水沟坪更远的一个农村，不久第三次又搬到九沟台。在这个地方住的时间最长，不论住哪里，冬天气候都一样冷，生活一样苦，主要是吃小米，一两个月内有时能吃一次蒸馍，吃菜是谈不上的，经常用盐炒黑豆或盐水下饭。到九沟台后稍好点，有时吃点肉，每月底由经济委员会结算伙食，有时每人还能分得几分或一毛几的伙食尾子，大家都节约着买点铅笔芯用。为了在业余活跃文化生活和政治空气，在党支部领导下，设有列宁室（俱乐部），经常组织有意义的活动，定期出墙报、开晚会、下象棋等，全校过着极其愉快、活泼、政治空气很浓的学习生活，共青团员不准吃辣椒、抽烟、喝酒。每星期六帮助红军家属劳动，不论党团员都参加，大家集合起来，拿着劳动工具，一起唱着一首歌：“共产青年团，发起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来耕田，看那前方的炮火响连天，敌人挣扎想把狗命延，一锄一犁都为革命胜利，快来工作莫要落人后！”唱完歌，按预先联系好的分配计划，分组到各红军家属驻地去，有的下地劳动、有的砍柴、担水或扫院。有的红军家属将这种情况写信给部队的儿子，让儿子安心在前方工作，不要想家，一切都可放心。前方战士对我们帮助、关心家属很感激，经常给家中回信转告学校，表示向我们学习，坚决在前方英勇杀敌，为人民立功。我们五个人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学完了六个月的全部课程，提前毕了业。王诤局长把我和李洁奎、王精锐、张振文、景生智算第一期，这是本校第一批毕业学员。在西北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期间，在刘克东身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曾三（西电档案馆馆藏)毕业前的一个月，也就是1936年1月，在曾三、刘长生两位同志的介绍下，共青团员刘克东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从西北军委通信学校毕业后，刘克东留在了通信学校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员。不久之后，刘克东在军委三局王诤局长，以及通信学校吴泽光校长、曾三政委提议下，正式把名字从刘满治改为刘克东，原因是三位领导觉得满治二字，和日本人喊的满洲国治理相关，有承认满洲国治理之嫌。
从圈锁到圣伯多罗，从刘满治到刘克东，从一个天主教徒到一名共产党人，从一个杂货铺小伙计到一个无线电技术干部，刘克东的人生让人无限感慨。
我的父母亲
刘巍
▲刘克东、郑唐纪念册《革命伴侣》
父亲去世已十五年，去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母亲也已99周岁高龄了，按中国农历传统，她也是百岁老人了。作为晚辈我一直想为他们出一本纪念册，一方面记录他们一生的历程，同时也为家族，特别是后人留下一份有意义的记忆，于是去年开始着手编辑这本纪念册。
▲1943年，刘克东、郑唐在延安结婚后第二年留念
这本纪念册包括两位老人的生平简历，相应的历史照片，军功章及部分书画作品。
父亲的一生有不少值得记录的事迹。他1918年初出生于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名叫黑流水沟的小山村。他早年因家境贫寒，为了能免费上学，跟随在陕北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信奉了天主教，并在教会学校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
父亲多次告诉我，他有“完小”文化水平，还懂点“洋码字”（26个英语字母及几句简单的英语），这在当时贫穷落后的陕北农村，还是比较特别的，已经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
由于他有点文化，随着陕北红军的发展，他在30年代初，十四五岁时就和我的大伯刘满海一起参加了延川县苏维埃的工作并担任文书。他说当年延川很多苏维埃张贴的公告，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县苏维埃工作期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来徐海东大将领导的红25军到达陕北，父亲和几名进步青年一起被选拔进入了红军通校。1936年初他作为5名毕业生之一，从陕北红军通校第一期毕业，并协助创建了陕北红军通信兵，成为陕北红军通信兵的元老之一。在红军通校学习及创建陕北红军通信兵期间，他由红军通校校长曾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专职党支部书记。
▲1936年，刘克东在杨虎城部队任通信连副连长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留影
1936年经中央决定，受周恩来及李克农同志的亲自委派，父亲随叶剑英、汪锋、彭雪枫、潘汉年、边章五、刘鼎、吴自立等8人组成一临时党支部，经洛川赴西安并分别开展对东北军及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父亲随汪锋同志进入杨虎城部任职，并在杨虎城属下阎揆要部建立了秘密电台，负责西北军西安方面与陕北党中央的联络工作。父亲还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中对日军阪垣师团直接作战的忻口、太原及中条山等战役。
父亲在杨虎城部任职期间，先后担任见习排长及通信连副连长，并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中西安方面与党中央的秘密通讯联络工作。西安事变期间父亲亲自发报向延安党中央报告了蒋介石被抓捕的消息。这也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引以为傲的一件大事。
▲1945年，刘克东在延安联防司令部三科工作时留影（左为朱仕朴、中为崔伦）
父亲后来根据中央撤出友军地下工作人员的指示，返回云阳根据地，并先后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先后担任过陕西省委首任电台台长，军委三局股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长，第一野战军三科科长、通信处长，西北军区通信处长等职。
▲1946年11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第三期通信训练队毕业学员在延安北关合影（刘克东前排右四）
期间他跟随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许多战役，其中包括百团大战、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等转战陕北的重大战役，以及解放西安、兰州等解放大西北的多次重大战役，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及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另外在抗战时期，为配合美军对日作战及盟军与延安的空中联系，他还曾兼任了我军首任气象队队长，因此被称为我军红色气象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1948年，刘克东在西北解放战场合影（左为黎东汉）
建国后1950年9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他兼任了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属下西北邮电管理局局长，为新中国的建设做了许多工作。
1955年父亲由中央军委任命为通信兵学院副院长。1960年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西军电）副院长，其间他直接参与和领导了通信兵学院西迁及西军电建设的多项工作。
▲黎东汉、刘克东等到渭河滩红旗农场检查工作（西电档案馆藏）
西军电是“文革”前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齐名的两所军队最高技术院校之一，为国家和军队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父亲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为西军电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阶段也是他几十年革命经历中值得纪念的重要阶段。
▲刘克东在学校会议上讲话（西电档案馆藏）
▲刘克东率我校献礼队向通信兵党委献礼（西电档案馆藏）
▲1951年，全军通信教育会议全体合影（第一排左四为刘克东）
60年代初，由于受到彭德怀和习仲勋案的牵连，父亲被逐渐旁置，并被降级降薪。1963年父亲在45岁时被迫离职休息，随后他的身体状况也走下坡路，并进入了干休所赋闲在家。
“林彪事件”和粉碎“四人帮”后，彭德怀和习仲勋案得到平反，经中央军委批准，给父亲恢复了原职级待遇，并明确为正军职及行政九级。
父亲离职后，便没有机会再参与正常的领导工作，但作为一个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兵，又不甘于就此告老还乡，在家吃闲饭。于是又以老红军的身份投入了撰写回忆录及关心下一代的工作。
▲刘克东给西安一中师生做延安作风报告（西电档案馆藏）
先后撰写了数本回忆彭德怀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及自己革命生涯的回忆录和数十篇回忆文章，并先后在大、中、小学及企事业单位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工作。
曾做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百余次，在当时当地颇有社会影响和知名度。还捐款为家乡建立了希望小学，多次向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进行捐赠，并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了多名失学儿童。父亲的事迹多次被各级媒体报道并曾受到中央及各级政府领导的接见和表彰。
▲1959年，在西军电与苏联顾问合影（左一为刘克东、左三为曾庆良、右三为王赤军、右一为黎东汉）
▲刘克东为西电建校65周年的题词（西电档案馆藏）
▲1993年，刘克东、郑唐捐助的黑流水沟希望小学揭幕仪式留影
据我所知，父亲有两次机会可能复出，一次是70年代的“林彪事件”后，他曾去北京看望廖汉生、汪锋、彭绍辉、闫揆要、王诤、刘寅等复出的老领导，时任副总参谋长、他长期的直接领导、通信兵系统最高领导人王诤同志就曾和他讨论过出来工作并出任某关键部门领导的可能性。
再是70年代末，我陪他去广州看望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及老同事、时任广州军区政委向仲华，时任广东省副省长黄静波时，也曾讨论过复出做些工作的可能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设想和讨论都无疾而终。
▲刘克东出席西电建校65周年纪念大会（西电档案馆藏）
父亲一生，有不少闪光点。做为后辈，回顾他的一生，感慨良多！一方面他做为一个出身于陕北的农家子弟，随着历史的进程，已经超水平发挥，为革命、为国家、为家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不说是否光宗耀祖，就说他30岁出头任师职干部，统领整个野战军的通信业务，并兼任管辖西北五省邮电业务的西北邮电管理局局长；36岁任正军职干部，并作为主要领导之一，领导和建立了一所全军的最高学府。
以他早年的这些成就和现有的家族成员的成就比较，用不同的标准体系，各方面情况综合评价和衡量，家族中还没有人能超过他。
▲1971年，赴北京看望王诤部长
但另一方面，父亲也有他的遗憾和局限。我总觉得历史对父亲也有不公，父亲早年意气风发，干了不少大事，但后来却不顺利，早早就退出了一线领导岗位。虽然他的情况比很多“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要好多了，但他本来也有机会可以干更大的事，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随着国运变迁，他45岁就被旁置，怀才不遇，受到命运的捉弄，很是可叹！
关于父亲先写到这里。再说说我的母亲。
▲郑唐
母亲1920年10月出生于山西文水县一个小村庄。外祖父虽是农民，但有些文化。他在当地很有威信，也很开明。他早年支持母亲读书，后来又支持母亲和两个舅舅参加了抗日队伍。
母亲是在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的两个舅舅也是同一时期先后参加了革命，并先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母亲有一个革命的家庭。
母亲1938年7月小学毕业就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山西新军工卫旅政工队，并在晋西北山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由组织安排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步行赴延安，并进入延安中国女大学习，后又被选拔进入延安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
▲1947年12月，无线电总台部分报务人员在山西临县孙家沟驻地合影（后排左二为郑唐）
从1941年10月开始到全国解放，她先后在军委三局，联防司令部，一野司令部，西北军区司令部从事无线电通信报务工作。父亲和母亲于1942年在延安结婚，他们一起为我党我军的通信事业，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
解放后母亲又随父亲在兰州、北京、西安等地工作，先后任职于西北军区、西北空军、铁道部、二机部、七机部、邮电部的有关部门或下属单位，并担任了相应的基层领导职务。
▲1952年，郑唐工作照
母亲的经历虽没有父亲的经历那样丰富多彩，但她作为一个38式老干部跟随父亲走南闯北，一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基层工作，也值得赞扬。特别是她因父亲工作的调动，自己的进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职务和级别上她比很多同期老同事都低，但她都能泰然处之。
即便如此，母亲还曾数次在名额限制下，把晋级升职的机会让给同事，这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品德。对比当今的社会中各种物欲横流的现象，母亲年轻时能从大局出发，先人后己的风格也非常让人钦佩。
母亲朋友很多，她多年的同事、学生对她十分敬重，这和她一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品质有很大关系。
▲1955年，在张家口与苏联顾问诺沃尔洛夫夫妇合影
▲1956年，在张家口通信兵学院与苏联专家夫人合影
母亲于1980年离休。离休后与父亲一起投入到了撰写回忆录及关心教育下一代的工作。由于父亲患上了比较严重的眼疾，视力严重下降，因此父亲的几本回忆录和很多回忆文章都是在她的协助下完成的。
母亲自己也在多种报刊出版物上发表了多篇革命回忆文章。她在关心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并受到各级组织的表彰。
▲与老领导刘寅部长及夫人李应祥合影
母亲从70岁开始，进入老战士大学和老年大学学习绘画，她坚持学习15年，创作了近200幅作品。其作品颇有水准，多次获选参加各种展览，很多作品被有关出版物予以刊载，并获得了多个奖项。
▲2006年，和老战友朱仕朴的夫人王铭慈在兴庆公园干休所合影
母亲已经99周岁，据说已是陕西目前健在的、年纪最大的离休女干部。她在家族中屡创高寿纪录，母亲的高寿也可以说是她老人家可值得骄傲的事迹。我们后辈这些年也一起全力照顾她老人家，让她能颐养天年，这也是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
我是一个不迷信的人，但我也是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我认为母亲高寿是我们后辈的福气。母亲现在身体还好，生活还可基本自理，我们全家也幸福健康，这些都是我父母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家族人品好，大家团结，勤奋换来的结果。
▲1985年，刘克东、郑唐一起写怀念彭德怀的文章
以上是我对父母一生的一些重要回顾及感悟，并以此作为这本纪念册之序言，本来还想借此机会谈谈父母对自己成长的影响，但限于主题和篇幅，留待以后再找机会吧。
为了编辑这本纪念册，我们有幸请到了母亲“文革”前的学生，陕西省女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杨继军女士作为主编。她为这本纪念册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多次召集编委会议，安排联系有关人员，统筹协调各项编务事务并提供各种技术支持。没有她的总协调及亲自操作，这本纪念册是无法完成的，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全家也为这本纪念册做了很多工作。我84岁的姨母，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原主任郑荔，也是这本纪念册成书的主要功臣和家族中的领军人物，从编辑纪念册的创意构思到编辑选稿，都一直亲力亲为，在此我也要对她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顺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另外，我姐姐刘晓虹及家族中的郑忠良、郑忠智、刘延庆、刘小延、刘向军，也为这本纪念册做了很多工作，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藉此机会也向全家族的所有亲人表示感谢！感谢大家对两位老人多年的敬重及关心照顾！感谢大家对这本纪念册的支持！同时也祝愿全家族所有的亲人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大家一起为国家、社会及家族的兴旺发达而努力！
2019年8月31日
（此文摘自杨继军主编《革命伴侣》，作者刘巍是刘克东之子）
刘巍（Dr . LIU Wei）
剑桥大学法学博士
中国、英国、香港律师
欧华国际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
刘巍，男，生于1957年11月，陕西省延川人。上世纪70年代曾在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并曾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70年代后期开始，先后考入中国西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并分别获得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是49年解放后第一位获剑桥大学法学博士的中国内地留学生。其间曾在西安、北京、伦敦、纽约和香港等地工作，并获得了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英国律师资格。还曾担任数家国际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主管合伙人、多家大型企业常年法律顾问及香港证监会中国业务负责人，为业界公认的中国业务法律专家。其还曾在中国内地地方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工作。曾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秘书、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秘书、司法部副部长秘书等职，参与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现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之一欧华律师事务所（DLAPiper）资深合伙人，香港陕西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陕西海外联谊会理事、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并担任陕西省政协第九、十、十一、十二届港区委员。
